醫學院

讀醫學院時，與一眾同學在門診部觀察教授看症。那時是「非典型肺炎」（SARS）期間，學生們必須穿上整套保護衣：頭套、口罩，還有又寬又長的塑膠衣袍，不但醜，而且極不方便。我身材矮小，膠袍長及足踝，走每一步都必須小心翼翼，避免踏着袍角跌倒。 這位女教授是出名嚴厲的，大家戰戰兢兢地走進診室。忽然，教授把我從二十多個學生中抽出來，大聲斥喝：「你，你過來！你是怎樣穿衣的？看，袍子全都反了出來！」 我嚇了一跳，低頭察看，發覺原來腰繩繫得不緊，膠袍在背後張開來了，非常難看。手忙腳亂地整理時，聽着教授充滿威嚴地責罵：「你連衣服都穿不好，病人見到你會怎樣想？你這樣子哪裏像個醫生？怎可能如此粗心大意……」 我緊張得滿頭大汗，羞愧得雙頰通紅，幸好臉被頭套和口罩遮住了。也許我的臉皮特別薄，但我自小在學校乖巧順從，從未被師長罵過半句；作為大學生，竟被教授當眾批評，這件事真叫我心裏極不舒服，對教授的恐懼和戒心更是大大增加。 事隔多年，我與那位教授已經熟絡，恐懼之心也早散去。回想起來，我實在很感激她當年的責罵。那時候，她可以選擇不罵我，讓我繼續去犯同樣錯誤，不懂注重醫生的專業形象。可是，她願意花精神指正我、警醒我，即使需要當眾斥罵也在所不惜。 愚蠢制度 教師不敢「得罪」大學生 現今肯罵人的老師、教授和上司，真是買少見少。一來是因為愚蠢的「教師評估制度」，包括醫學院，每上完一課，竟然不是老師去評估學生，而是學生填問卷去評估老師的表現，可以不記名的恣意批評；有些極端例子，當老師給的分數低，就直接衝去教員室爭論指罵，有點紅衛兵批鬥老師的味道了。既是如此，老師不敢「得罪」大學生，遇到學生出錯時不敢指正，能裝作看不到就最好，倘若不得不教時也盡量婉轉溫和。於是，學生們便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做錯了。 二來，當事浮於人、學位和職位不被珍惜時，學生或實習生一個不高興，就能夠隨時轉去另一個部門。下屬犯錯，上司懶得罵人，既擔心罵走員工請不到新人，同時心裏又想：反正你遲早都會離開，我又何必做黑臉，去「教精你、教你如何做人呢」？於是，年輕人愈發不懂人情世故了。 醫學生上課遲到早退、換下手術袍後隨手拋在地上、得罪了護士而不自知、約好了教授卻全體不出現、用粗言穢語去評估講師、到其他醫院學習時要求安排專車接送……都沒有被人責罵。到最後，誰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？ 文：許嫣（病理科專科醫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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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報專訊】前文敘及華人西醫書院初期的四位大醫及困境，其實直至1911年港大建校，人手匱乏，資金緊絀的局面依然如故，大多數教員仍是兼職﹕或有私人執業，或者任職政府，醫學院很難稱得上是學術機構，直至一批新人到來，才逐漸建立起高等教育的標準，其中包括學院史上最年輕的院長狄比（Kenelm Hutchinson Digby）。1915年他年方31歲出任院長，因此筆者出任此職時40歲，只算是「第二年輕」，第三位則是現任醫管局主席梁智仁，他當時41歲。 31歲院長 放棄錦繡前程來港拓荒 狄比早在倫敦蓋伊醫院（Guy’s Hospital）受訓期間已是獲獎優異生，並獲授皇家外科學院院士，前程錦繡，卻應港大邀請擔任解剖學教授，來港「拓荒」。這時期香港的衛生狀况堪稱惡劣，結核病、瘧疾、腳氣病（beriberi）等高發，又值清朝覆滅，時局動盪，大量難民來港，1914年整體死亡率比1899年還高，達千分之23.34（對比2016年的6.4）。 1913年解剖學院剛成立，位於薄扶林道校園西邊盡頭，是第一座為醫學院專用的教學樓，由狄比隻身擔起整個部門的教學、行政、發展等多重職務。1915至1918年間，醫學院只有三位全職教授﹕身兼解剖和外科學系的狄比，接任生理學教授Greer Edmund Malcomson的Herbert. G. Earle，以及任教新成立的病理學系的王寵益。這幾年間港大瀕臨破產，由於人手極為有限，狄比曾三度擔任醫學院院長，事實上這個職務一直由教授輪流兼任，全職執行院長制（executive deanship）其實只是2004年才開始。狄比多次寫信給洛克菲勒基金會（Rockefeller Foundation）的中華醫學會（China Medical Board），極力游說設立內、外和婦產科三個講座教授席，為醫學院鞏固核心臨牀科目。 教學經費一直捉襟見肘，遑論學術研究，但在繁重工作之餘，狄比依然成功於1919年出版著作Immunity in Health，專門研究扁桃體（tonsils）和闌尾（vermiform appendix）的功能，具領先時代的遠見；他的外科成就還為日後的骨科治療提供了原則和技巧基礎。他又力助王寵益籌款出版教科書A Handbook of Pathology，取得羅旭龢爵士（Sir Robert Kotewall）和另外兩位華商的支持，這本500多頁的作品最終在倫敦出版，並且為英國多所大學採用。羅旭龢爵士之孫也是港大醫學院畢業生，現為瑪麗醫院外科駐院醫生，這是否前人的福澤在冥冥中得到的回應？ 狄比借鑑蓋伊醫院的親身經驗，鼓勵學生廣泛涉獵其他知識領域，獨立思考，勇於表達，組織成立醫學會（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edical Society），又設法籌款成立獎項，並協助醫科生創辦會刊Caduceus，即今學生會醫學會期刊前身。1920年代初，醫學生不及百人，許多來自外地，教職員也不超過二十，狄比與夫人常舉辦聚會，其親切氣氛令人倍有歸屬感。他的許多學生深受啟迪，畢業後仍努力鑽研和創新醫術，其中一位即日後的外科聖手王源美。 日佔時被囚 牢中開校務會議 但1941年12月香港被攻佔，打斷了這胼手胝足建立的一切，日軍曾表示可以給狄比自由，條件是他必須合作，但他斷然拒絕，寧願被囚赤柱拘留營。營內人數多達三千，傳染病十分猖獗，幸有狄比和一些醫護人員自發行動，在簡陋的條件下成立醫院及手術室，才避免了更多傷亡。雖然失去自由，他與一班港大同事並沒有失去信心，依然定期在營內召開校務會議，為戰後港大復課作準備。 雖然他的鎮靜和勇氣為周遭的人帶來鼓舞，但他自己的健康不免受損，目睹眾多親友的傷亡和離別，也給他精神重創，戰後他體力衰減，只得告別工作超過卅年的港大，回國後他還不斷寫信向英國政府申請援助，幫助港大重建。 港大外科學系於狄比逝世翌年設立狄比紀念基金，又於1969年開設狄比紀念講座，歷年邀請各界典範人物譬如方心讓、鄭海泉、盛智文、陳德霖、幕內雅敏（Masatoshi Makuuchi）等主講，乃全城年度盛事。先賢的身教是醫學院最深厚的傳統之一，所謂大醫，除了仁心仁術，還有忠誠——無論身在何方，人生順逆，盡心教育的職責，忠於醫者的使命。 文：梁卓偉（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）、唐明（特約作者） Read more

【明報專訊】「Ok！吧吧！」這是女兒對我又再出外公幹的反應。 身兼院長及腸胃科教授，我對於提升醫學院的國際學術地位實在責無旁貸，所以經常應邀出訪各國學府，介紹中大醫學院的科研成果及發掘更多合作機會。剛過了農曆年，我又開展了另一個旅程。這一個月，我先後到大阪、名古屋、東京、倫敦、牛津、吉隆坡、檳城及北京等地。 女兒眼中 爸爸像軍人、蜘蛛俠 在女兒眼中，爸爸像一個軍人，經常保持作戰狀態，我的手提行李有全天候裝備，十五分鐘內便隨時可以出發往機場。爸爸也像Spiderman，昨晚還在家吃飯，今晚卻失去影蹤，原來已飛到地球的某一個角落了。 小時候，女兒會捨不得爸爸，不想我離家，追問我何時歸來，晚上還嚷着要跟爸爸一起睡覺。現在孩子漸漸長大，父母不再是她們心中的一切，自己的重要性也開始褪色了。上星期當我向女兒宣布自己要再次出門，她們的反應卻十分平淡﹕「ok！吧吧！」我好奇地問﹕「妳們不會掛念爸爸嗎？」女兒回應道﹕「你經常出差，我們已經習慣了！」 有一次我問女兒﹕「當一天爸爸再不在妳身邊，妳會想起爸爸什麼事情呢？」女兒想了一會，說﹕「我會記得你很忙，經常不在家。」「還有呢？」我不禁追問。她再想想，便回答﹕「你很少教我做功課！」我有點不是味兒，說﹕「但爸爸有陪妳玩耍啊！」女兒便笑着說﹕「是啊！爸爸就只是愛玩！」 在孩子心靈塗上繽紛色彩 原來在孩子心中，我們都已被認定是什麽模樣。如果孩子是一張白紙的話，那麼我們便在這張白紙塗上不同的顏色，有些父母留給孩子繽紛燦爛的色彩；有些卻單調灰暗，只給孩子留下依稀模糊的印象。我的一個老友經常向我訴苦，埋怨她的女兒不願與他溝通，可是這個老友卻總是擺出一副「父親大人」的德性！一位前輩曾向我分享他的家庭生活﹕「孩子最需要我的時候，我因為工作而沒有陪伴他們成長。如今我退休了，希望多享天倫之樂，可是他們已不再需要我了！」 父母子女關係隨時間疏遠？ 龍應台在《目送》一書中，描述父母子女的關係隨着時間而漸漸疏遠。這個想法，我有點不同意。孩子長大，離開父母是健康正常的。但究竟是「離開」還是「疏遠」父母，就要看我們當初如何在孩子白紙般的心靈塗顏色了。 作者簡介：教學生、醫病人、做研究，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親筆分享杏林大小事 文：陳家亮 Read more